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

A、成功实施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创办。

B、成功设立了“丝路基金”。

C、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D、成功举办了APEC、G20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需警惕对外投资风险 2014 年,中国历史性地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潜力很大,如何管控对外投资风险,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管理”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福胜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存在着资本短缺问题,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将达到8万亿到10万亿美元。我国资本双向流动形成的资本净输出将成为引领“一带一路”战略的引擎。 不过,李福胜提醒,“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企业需要特别注意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这里的风险主要是国别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他建议,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运营的同时,要尽快建立相应的全球政治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平台,倡议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共同参与风险分担和收益共享。此外,应未雨绸缪做好具体项目商业、财务、法律风险等常规风险之外的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战略性评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认为很多风险是可以预见的,关键在于投资立项前的尽职调查质量,项目运营过程中要保持对政情和舆情的跟踪和调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蒋姮认为我国企业近年来对外投资的一些项目虽然为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红利,法律手续很完备,也有政治外交的支持,但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重大变故。蒋姮表示,这种非商业风险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企业的国际经验不足,对高冲突、高风险国家的非政府力量重视不够。蒋姮建议用“组合拳”做好高冲突国家风险管控。从企业层面来讲,应加强冲突敏感性的培训和认识,增加项目的亲民度,将企业社会责任落到实处。从政府层面来讲,应做好海外投资的保护与保险,加强高冲突国家的国别研究,整合资源,推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全面“走出去”,研究外交政策与援外政策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下与时俱进,加强海外投资产业规划与引导,加强国际合作。 李福胜教授认为,在现有的合作平台基础上,还需要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风险应对机制,对每一个项目的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进行仔细评估,用好包括金融在内的多种风险应对工具。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结合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论述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原因

此题为判断题(对，错)。

A、经济基础设施

B、电力设施

C、水利设施

D、社会基础设施

材料：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任重道远 自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第十一个年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材料：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任重道远 自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第十一个年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增长35%，增速是“十五”时期的4倍。据预计，中国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 然而，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风险也在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排名，2003—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总体绩效排名居后。 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意识到“走出去”带来的巨大商机，纷纷试水，为下一步企业“走出去”做好先期的金融支持。由于到海外设立分行的模式麻烦、费用高而影响不大，因此内地金融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采用在海外资本市场收购透明度较强的上市公司和当地金融市场，作为进军海外的跳板。比较著名的案例是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由于缺乏并购经验，过高估计收购企业估值，造成了预期利润率的降低。另外，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套的资本运作和金融机构相对缺位，也是阻碍“走出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国海外投资不仅仅要考虑规模和速度，还要综合考虑对外投资战略以及配套行业发展，并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加强风险评估。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水到渠成、果熟蒂落的过程，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去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去了解、熟悉、懂得和对接国际的市场经济的规则，然后才能一步步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真正承担责任、体现实力和发挥作用。 思考：中国国企境外投资风险有哪些?

A．“使用者付费”

B．“政府付费”

C．“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

A．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B．民营银行

C．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

D．股份制银行

巴林银行倒闭案 银行作为一国重要的金融基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加之其管理对象及本身性质的特殊性，导致其高负债和高风险经营。因此，银行更应重视内部控制建设，以防范风险。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银行甚至是著名老牌商业银行都发生过内部控制管理不善而导致严重损失的情况。 创建于1763年的巴林银行( Barings Bank)，由于经营灵活变通、富于创新，很快就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初，巴林银行荣幸地获得了一个特殊客户：英国王室。由于巴林银行的卓越贡献，巴林家族先后获得了五个世袭的爵位。这一世界纪录奠定了巴林银行显赫地位的基础。 尽管是一家老牌银行，巴林银行一直都在积极进取：在20世纪初进一步拓展了公司财务业务，获利甚丰；90年代开始向海外发展，在新兴市场开展广泛的投资活动，1994年先后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地开设办事处。截至1993年年底，巴林银行的全部资产总额为59亿英镑，1994年税前利润高达15亿美元。其核心资本在全球1 000家大银行中排名第489位。 然而，这一具有233年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掌控270多亿英镑资产的巴林银行，竟毁于一个年龄只有28岁的毛头小子尼克·李森( Nick Leeson)之手。李森未经授权在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 SIMEX)从事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225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交易失败，致使巴林银行产生了高达6亿英镑的亏损，这一数字远远超出了该行的资本总额（3.5亿英镑）。 1995年2月26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巴林银行不得继续从事交易活动并应申请资产清理。10天后，这家拥有233年历史的银行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这意味着巴林银行的彻底倒闭。 巴林银行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从表面上看，交易员的违规操作直接导致了巴林银行的灭亡。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内部控制失效才是巴林银行倒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