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实现个人理想，是自身成长成才的现实需要的奋斗目标是实现（

从高分少年到逃课天王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的高考分数是536，那时所有科目的满分总分是640。本着初中时曾经在车站一宿见证了3次打架斗殴而想为社会主持正义的理念，他顺利地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他那会儿也想过当作家，最想上北大中文系和人大新闻系，但老师告诉他，真正的作家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一进学校，他对校园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小。他推着辆自行车从正门到后门走了一圈只花了3分钟。看见操场，心更是凉了，跑道只有250米，还因为暑假没人修理，草长得有半人高，球门也生锈了。当时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退学，特后悔自己填报了这所学校，这个颓废的想法一直持续了好久。 大一整整一年，经过老师的再三劝说他才没有退学，但是也没有好好上课。他觉得很多老师上课不好玩，讲得特没劲，还喜欢用“满堂灌”照本宣科。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情形时感叹道：“如果老师都讲得像易中天那样，我就爱听了，哪里还会想退学呀！” 他憧憬中的大学老师讲课是开导式的，最好上课扯开话题海阔天空地侃。他又开始沮丧了，不喜欢上无聊的课，不喜欢在那儿坐50分钟听老师瞎白话，不愿意在那儿耽误时间。于是他逃课，成为那种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学生，经常一个星期仅仅只去上四五节课。 郁闷与宣泄 大学伊始，他给自己画的路线图就是四点一线，图书馆——球场——食堂——寝室。逃课期间，他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图书馆，放松的方式就是去球场上驰骋着和同学们踢场酣畅淋漓的球赛。逃课的日子里，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什么类型的都看。很多书看下来其实根本没怎么懂，可他就喜欢挑战，看哲学、看弗洛伊德和他的《爱情心理学》。他也看萨特，有时还去书店淘书。 他的零花钱，除了买音乐磁带就是买书，虽然没怎么去教室好好上课，但是读了海量的杂书却是获益匪浅。当然，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每个学期都有功课不及格。 他不喜欢考试，觉得考试是件“挺龌龊的事儿”，大一考试还经常作弊，他想自己是属于学习成绩最不好的，只有综合成绩是最好的，因为书看得多嘛。他狡黠地为自己的“腐败生活”辩解。一学期下来，很多老师他还不认识，有次在课堂上差点把老师误当做学生家长。他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学校社团、院系比赛他都不沾边儿，只有在开学后不久加入了学校的广播站，这一加入就一直待到毕业才舍得离开，后来还成了广播站的站长。 在广播站，他可谓如鱼得水，除了去采访回来写写新闻播报稿，最主要的是可以用公家的录音机听磁带。那个时候听音乐用的录音机可不像现在这样，他的第一台录音机还是带一个大喇叭的，要60块钱，当时是骗爸妈说买来学英语的，结果大学四年连英语四级都没过。 他最钟情于外国摇滚乐，于是学校广播站成了他的“秀场”。早上如果是他值班，那可不得了，他每次都选择那些特别吵特别闹的音乐放，“既然是让大家起床精神振奋，还放什么轻音乐啊!”他想。于是，那个时候什么摇滚啊，Disco啊，还有一些流行歌曲，比如《西北风》等等，响彻政法大学朦胧清晨的校园。 虽然也有很多同学去投诉，不过时间长了他们也就习惯了。渐渐地，校园里知道他的人都叫他“疯(峰)子”。褒扬的声音也不在少数，有一次，学校犯罪心理学教研室的一个老师打来电话找他，夸他放的音乐特别好，还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早上应该放一些节奏铿锵的音乐。他乐了，真是个伯乐啊! 迷茫中自有我方向 特郁闷的时候，他还写书，写荒诞小说，写散文，写评论，都是匿名发表，但是他不参加文学社。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海子就是政法大学毕业的，我自己胆儿挺小，总感觉学校里诗人特别多，文学社的高手都不少，怕自己去了没自信。”他以自己为原型写了一个迷惘的新生的故事，也发表了。后来写着写着，就不编故事了，专门给《音像世界》投稿，他记得第一次在这本他钟爱的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写的是他自己钟爱的歌者。从此之后，他的乐评之路就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候的他还经常和一帮同学闹事，看见学校有什么演出活动就去捣乱，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参与的和学校氛围有关的事情也就是捣乱。有一次，学校的一个中秋节晚会硬是被他们几个同学给闹得演不下去。 现在的他回想当年，已不是那番心境，他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郁闷，这是每个大学生的必经阶段，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反思程度也不同。现在的学生往往缺乏责任感，缺乏一些社会体验，所以好多人都指责他们比较自私。生活难免会有过不去的坎，最忌讳的就是从情绪上的郁闷到行动上的堕落。我算是曾经最郁闷的那类学生，可是通过阅读和音乐找到了自己，从而学会反思自己做过的那些另类的事儿。一个人再怎么郁闷再怎么不满，也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 对于自己糊涂但有收获的大一，他觉得，人成长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代价，同时要从代价中得到些东西，因为，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只有迷茫了你才会找对方向，才会体验豁然开朗的幸福。

首都上学时，除去成功的喜悦，更多的却是囊中羞涩的窘迫。 确实如此，初三那年父亲就一直不同意我报考高中，而是希望我报考中专，最好是师范，以便能尽早参加工作，减轻家庭的负担。我当然能理解父亲的心情，家中的经济条件我也清楚：住房曾经历过1975年那次洪水的袭击，全村同一时代甚至相对年代更晚一些的房子都在洪水中销声匿迹。它虽然幸存下来了，但也已经伤痕累累。贫苦的农民，能支持两个孩子同时上到初中毕业，翻开我们村子的历史，确实为数不多。天知道父母怎么会如此的不幸，我们硬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报考了高中。当他们劝阻时，我赌气要扯下屋子里满墙的奖状，塞到火炉里去让其化作灰烬。爸爸和妈妈终于屈服了，让步了。十多年来，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不就是那满屋金光闪烁的奖状吗? 高中的三年，熬白了爸妈头上的乌发，压弯了他们曾经坚挺的脊梁，四十多岁的人看起来有六十多岁。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每当看到他们刀刻的皱纹和霜染的白发时，我心如刀绞。我后悔：如果时光能够倒转，我一定会在初三时尊重他们的意愿，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或者像村里的其他人那样辍学做一个打工仔。然而时到今日，我除了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奋勇前进外，已经别无选择。 我也许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今年我考了全县第一，弟弟也考上了大学，可谓双喜临门。父母那阴沉了三年的脸终于绽出了笑容。然而，笑容是那么的短暂，几乎让人无法觉察。双喜临门?不，是双苦临门!兄弟俩开学近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如何筹集?刚刚消散的愁容再一次遮掩了父母脸庞。我清楚地记得，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爸爸只说了一句话：“该来的总会来的……”是的，该来的总会来的! 村里有的人说我们哥俩是村里的福星，因为我们让自己的父母头一次在村里显赫；有的人说我们是灾星，因为18年来，我们已经吮尽了父母的血汗，压弯了他们的腰。现在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却还不得不继续吮吸下去。时至今日，父母依然盼不到直起腰的日子。 世界上最忠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中国人中最朴实忠厚的人是贫苦的农民，我的父老乡亲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正当我们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几千元现金无声无息地塞到了我的手中。乡亲们都不富裕，更谈不上阔绰，许多人也同样是勒紧裤带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可是…… 尊敬的团组织，我应当如何去感谢我的亲人，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给予了我人生的第二次生命。从那一天起，我就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他日不功成名就，无颜再见家乡父老! 我来了，来到了首都，来到了向往中的大学，带着憧憬，带着父母的嘱托，带着家乡父老的一片希望…… 记得上小学时，老师就教育我们：长大要考上大学。从小学到初中，再从初中到高中，考大学是我唯一的目标。今天，梦已圆，向往中的大学就在我的身边。 然而，眼前的大学让我欣喜让我忧，我由此陷入迷茫与惆怅。美丽的校园、漂亮的教学楼、宁静的图书馆、摆满各种先进仪器的实验室……这一切都让我这个只见过锄头和铁锹的农村娃感到无比兴奋，我真的走进了梦境中的知识海洋和科学殿堂吗?然而，曾记得中学的老师这样告诉我们：“你们现在要努力学习，刻苦刻苦再刻苦，中学是在苦水里泡出来的，大学是在糖水里泡着的。”现在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也以同样的口吻告诉我：“大学学习很轻松，混混就有60分。”啊，难怪宿舍常常牌桌高垒、餐馆里猜拳行令、校园里成双成对……敬爱的团组织，我真的可以歇一歇了吗?我感到矛盾和困惑，雄心勃勃的我难道真的太过天真了吗?我仿佛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如同一艘迷失航向的小船，在茫茫的大海上漂荡。一个月来，我一直在苦苦地寻觅。终于，上个星期天我找到了从前的自己。 那天我去北京气象学院找老同学，发现她正伏案苦读。她告诉我她想专升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几乎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她还自豪地告诉我，她在军训中获得了优秀个人奖。那一刹那间，我被震撼了，她的思想、她的精神、她的毅力和那种永远向上的志气，不正是我们所缺少和急需的吗? 我感谢她，像感谢以往的许多诤友一样。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朋友给予了我真诚的帮助，我永远地感激他们，他们的肺腑之言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回来后，我认真地作了一番思考。虽然大学梦已圆，但需要我去争取的还很多：奖学金、三好学生……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而最紧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四年有限的学习时间，多学一些知识，以报答生我养我的父母和鼎力支持我的父老乡亲，以报答培育我的党和养育我的祖国。 尊敬的团组织，请您放心，我决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为了我和我们灿烂的明天及美好的未来，我将朝着我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奋斗下去！ 62961班 徐东 1996年10月17日

到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面去修炼。他的同学们都感到他的想法太古怪，以为他心理出了毛病，于是将其情况汇报给了心理咨询老师。心理咨询老师约了他，通过心理测验及谈话，判断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在同学、辅导员和系里领导苦口婆心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学校不得不请来了他的父亲。其父萧平贵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了供养儿子上大学，已经欠了几千元的外债。此次到上海，连衣服鞋子都是借别人的，因为他没有体面的衣服。他听说儿子竟然想出家，差点被气死。对他来说，儿子生病或者出交通事故，尚可以理解，但儿子要出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萧平贵一把鼻涕一把泪向儿子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希望儿子回心转意。然而，萧雷最终还是独自去了九华山。 在他出家的前几天，他与心理咨询老师有过几次深入的谈话。心理咨询老师原本想劝他珍惜大学的学习机会，后来也理解了他的想法。原来萧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度过，清泉、幽谷和清新的空气一直陪伴着他。而大上海车水马龙，噪声、污染的空气令他头昏脑涨，难以忍受。在不适应上海环境的同时，又看了一些佛教方面的书，于是就萌发了到清凉世界过没有烦恼生活的念头。 可是，萧雷在九华山生活了半年之后，发现出家人的生活与他想象中的生活仍有一定的距离，于是，他又决定结束独伴青灯古佛的生活，重新求学，到尘世中滚爬。

室里参观。全体学生坐在会议室里等待该实验室主任胡里奥的到来。 这时有秘书给大家倒水，同学们表情木然地看着她忙活，其中一个还问了问： “有黑咖啡吗?天太热了。”秘书回答说：“抱歉，刚刚用完了。” 有一个名叫比尔的学生看着有点别扭，心里嘀咕：“人家给你倒水还挑三拣四的。”轮到他时，他轻声说：“谢谢，大热天的，辛苦了。”秘书抬头看了他一眼，满含着惊奇，虽然这是很普通的客气话，却是她那天听到的唯一一句体谅她的话。 门开了，胡里奥主任走进来和大家打招呼，不知怎么回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回应。比尔左右看了看，犹犹豫豫地鼓了几下掌，同学们这才稀稀落落地跟着鼓掌，由于掌声不齐，越发显得零乱。 胡里奥主任挥了挥手说：“欢迎同学们到这里来参观。平时这些事一般都是由办公室负责接待，因为我和你们的导师是老同学，非常要好，所以这次我亲自来给大家讲一些有关情况。我看同学们好像都没有带笔记本，这样吧，秘书，请你去拿一些我们实验室印的纪念手册，送给同学们作纪念。” 接下来，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大家都坐在那里，很随意地用一只手接过胡里奥主任双手递过来的手册。 胡里奥主任脸色越来越难看，走到比尔面前时，已经快要没有耐心了。 就在这时，比尔礼貌地站起来，身体微倾，双手接住手册恭敬地说了一声：“谢谢您!” 胡里奥闻听此言，不觉眼前一亮，伸手拍了拍比尔的肩膀： “你叫什么名字?”比尔照实作答，胡里奥微笑点头回到自已的座位上。 两个月后，毕业生去向表上，比尔的去向栏里赫然写着该军事实验室。有几位颇感不满的同学找到导师问：“比尔的学习成绩最多算是中等，凭什么选他而没选我们?” 导师看了看这几张尚属稚嫩的脸，笑道：“是人家点名来要的。其实你们的机会是完全一样的，你们的成绩甚至比比尔还要好，但是除了学习之外，你们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修养是第一课。”

来到学校，他都会交给那位老师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老师，我是一名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了人类不应当看见的情境：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婴儿被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士兵枪杀。看到这一切我疑惑了：教育究竟是为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绝不应当被用于创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学、算的能力才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