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工考试编号需要在监考人员与焊工共同确认的情况下，在试件上标注焊工考试编号和考试项目代号（）

此题为判断题(对，错)。

A．负责按运营公司要求布置考场

B．核对考生证件并维持考场秩序

C．发放、收取、整理考生试卷

D．负责考试全过程的监督工作

下列哪项是作弊行为? ( )

A、考试过程中随意走动、起立或未经监考人员允许擅自离开考场的。

B、在试卷、答题纸上写与考试无关的文字、符号及其他乱写乱画的。

C、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不及时交卷的。

D、以任何形式夹带于考试内容相关的信息

A．考试开始前90分钟.进入考场，检查考场管理机、考试服务器和考试机是否正常运行

B．考试开始前60分钟.到考务办公室领取考务相关表格和草稿纸

C．考试开始前30分钟.组织应试人员进入考场

D．考试开始前15分钟.向应试人员宣读或者播放应试人员考场守则

下列情况不属于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的是

A.未按监考老师指定(或准考证号)的座位就座者。

B.开卷考试中借用他人的书、笔记、资料等物品者。

C.未经监考老师允许擅自使用或借用计算器者。

D.提前交卷的

一、注意事项

1．题目应在答题卡上作答，在题本上作答的一律无效。

2．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你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4．特别提醒你注意，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严禁将题本、答题卡带出考室!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本名张晖)在去往公司开会的路上搭载了一位声称胃疼的陌生男子。“一开始他说，师傅带我一段吧，然后我说我是私家车，不带人的。我这样跟他说，然后他接下来说我肚子不舒服，胃有点疼。他说就在前面一点点，然后还说我给你钱。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我只能带你一点，不要你钱。”据张军回忆，张军将这位男子带到目的地的时候却遇上了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原来那名路人是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下车时，该名“钩子”把钱放到车上，然后强行拔掉张军的车钥匙。车外，来了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军拖出车外。当时他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交通执法大队的人。之后交通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载客“黑车”，属于非法营运，罚款1万元，还要张军还支付了200元的代驾费。

此事首先被网上《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爆料，之后两周有相似遭遇的人先后找到张军，讲述了自己类似被“钓鱼”执法的经历，多数发生在2009年9月14日、15日、16日、18日。 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族，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

2．无独有偶，来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也遇上了同样的事。2009年10月11日，18岁的孙中界从河南柘城老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上海，“来的前一天刚在家里干完农活”。他的目的地，是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那里，哥哥孙中记为他谋取了一份司机的工作。

14日傍晚，上班第二天的孙中界送完工友，把车开到附近的鲁汇加油站加油，接到公司电话，要去附近的航头镇接人。路上有一个男人以到航头有急事为由，上了他的车，请孙中界带他一程。孙中界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想起前不久在报纸上刚看过的“钓鱼”事件，孙中界不由得问道：“你不会是钓鱼的吧?”

那人回答：“我是搅拌站工作的。”这句话除去了孙中界心中的不安。

车快要开到罗宾大桥，孙中界左边突然有一辆面包车靠了过来，逼得孙中界不得不停车。这时，坐在车上的黑衣人，从裤子口袋掏出一张10块钱往车上一扔，孙中界还没来得及说“不要钱”，那人右手已伸过来拔车钥匙，左脚猛踩刹车。孙中界傻了，一个念头在心中冒起：“我遇到抢劫了?”

单位的车，孙中界当然不愿被人拿走车钥匙。在和黑衣人的争抢过程中，孙中界抓住他的手抢钥匙，结果，裤子被对方划了一道大口子。旁边面包车上，突然窜出几个人，把孙中界拉出了车，孙欲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又被抢走，紧跟着被按进了另一边停着的依维柯。

孙中界发现还有两个人遭遇了同样的情况，结果他们3人都被定为非法营运黑车的车主，面临万元左右的罚款，车被暂时扣留。

3．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钓鱼执法，触及到了人们的道德底线。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治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4．在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之下(比如查处毒品按数额奖励、查处黑车和卖淫嫖娼、赌博等按罚没款提成等等)，我们的“钓鱼执法”大有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泛滥成灾之势。

连日来，新华网记者针对上海等城市接连发生的“打黑车”执法争议事件，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追踪核实，发现一些地方确实存在“钓头”和“钓钩”，其“钓鱼”内幕触目惊心。

一名自称做过“钓头”的女性对记者透露，一般来说，一个区域大致有一两个“钓头”，“钓头”手下有20个左右“钓钩”。开展集中执法行动之前，交通营运执法部门的负责人会与“钓头”接头。一星期开展一次集中行动，每次都能抓200辆左右黑车。执法部门与“钓头”谈好，抓一辆黑车给500元，200元“钓头”自留，200元给“钓钩”，另外100元是给执法人员的回扣。“钓头”和“钓钩”之间一个月结一次“工资”。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元至2万元。

干这行也是有风险的。2008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人“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5．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识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咋干就咋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知法犯法、以罚代法屡禁不止。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面对如此强势对手，绝大多数司机除了乖乖挨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

6．“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

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据国家政策，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质疑，对“非法运营”法律上无明确界定。而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政府还推广拼车行为。如果帮助路人也算“非法运营”，以后有病求救谁还敢停车。应松年教授认为“钩子”拔钥匙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强制行为须有法律授权。他似乎在配合执法，但若无法律授权，那与抢劫有何区别?协管人员和钩子似乎都参与了执法，需要明确执法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说，行政领域的钓鱼执法，最早来自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所谓诱惑侦查，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诱惑侦查也叫警察圈套，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手段。诱惑侦查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

故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对诱惑侦查进行在法律上作了严格的限制，被限定只用于诸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取证困难、危害严重的特定犯罪。在我国刑事诉讼

某大学在举行期末考试时，监考人员发现考生郑某的书桌抽屉里有一本笔记，该校教务处对郑某作出考试作弊、开除学籍的处罚决定。郑某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教育部受理申请后，教务处找到该笔记本的主人刘某，向与郑某同寝室的同学们调查她们的关系，做出了“郑某、刘某二人是同乡，刘某把笔记本借给郑某，郑某则抄袭笔记本上的内容”的书面证据，并将郑某答的考题与刘某笔记本上的相关内容、文字叙述大概相同的部分，一起送往教育部。请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教务处提供的书面证据可以使用

B．教务处的调查取证行为合乎法律程序

C．教务处在复议开始后不可自行收集证据

D．教育部可以向郑某、刘某的同学收集证据

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才可以开始答题。

3．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幸福感与经济发达与否或人均生产总值的高低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尚无统一、客观的评价标准，也没有规范并可量化的统计方法的情况下，关于幸福感调查的结果引起人们的争议也是可以预见的。其实，所谓“幸福感”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相互比较而得出的主观感受，因而，对这类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地区排名大可不必过分看重，反而应该更加注重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实际成效。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的民生投入可以说是市民幸福感不断增强的坚实基础。幸福感还与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城乡发展、生活便利与否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2011年，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发布对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48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19个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为家庭和谐、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医疗服务。网民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政府应当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保障条

件。也有网民提到，许多关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幸福的最重要变量中，前三项分别是就业、婚姻和教育。

2．不少网民认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安宁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富足的生活，还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人民网“两会”前夕转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观点认为，政府除了满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还要满足民众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人们才会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

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和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3．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2009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 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

一些网民转发题为《现代幸福观不可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如政企关系、劳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这项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无疑需要通过顺畅的公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来为社会减压和“摆平”各种矛盾冲突。这种表达和协调的机制越健全，社会发生震荡或不稳定的几率就越低，公众的幸福感也就越强。

还有一篇题为《民众的幸福并不只关乎收入》的文章说，幸福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得让公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企业的职工根据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便彼此之间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业职工仅仅靠企业的垄断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奖金，那就严重影响到了前者的幸福感。

4. 2010年12月27日，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揭晓，杭州蝉联最具幸福感城市，同时还获得了最高荣誉奖——民生贡献特别大奖。包括杭州在内的成都、长沙等10个城市以及江阴、宜兴、长沙县等10个县级城市被评选为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无论发达城市还是发展中城市，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和人本化的城市管理，就能够给市民带来幸福。2010年的主题为“创造幸福、享受尊严”，评价指标涉及人情味、交通状况、医疗条件等20多个方面。改善民生，增进市民的幸福感，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就在提升市民幸福感。幸福感是一个城市民生改善的活指标。

照理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应该越来越强烈，因为人们可能享受到的优质资源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两者的天平很不容易平衡，有时候城市发展了，人们幸福感可能反而降低。关于城市幸福感的讨论已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在这些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人给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起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尽管杭州入围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榜单，但这些特大城市所表现出来的病症，值得未雨绸缪，早思良策。

5．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是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关心的是事关我们切身利益的民生信息。房价涨、菜价涨、油价涨，物价之涨节节攀升，物价顿时成了百姓的心头之痛；而房价，也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虽然国家出台了限购令等诸多调控措施，但成效仍然比较缓慢。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或许不一定是只降低物价就能满足，而是提高工资收入，让百姓有能力去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有尊严买得起也吃得起。国家在过去几年中，也相继提升了最低工资标准，但仍不能应对飞速上涨的物价。

“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局长”……方方面面都有“大头”罩着的败坏社会风气现象。我们现在面临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各种问题都有腐败的影子，因此，只有“杀霸气、讲公平、凭识才”才能让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生活。

对市民幸福感的持久关注，说明发展的视角从单纯追求经济功能，转向同时注重城市的生活功能。城市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人们才有幸福可言，丧失了经济功能的城市，幸福只能是空穴来风。然而过于追求城市的经济功能，忽视了城市的生活功能，人们的幸福感则会受到伤害。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城市的GDP等各项数据上去了，但是人们并没有从这些增长的数据中实现幸福感的提升，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失去了应有的保障。

6．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

此前的几个五年计划均对速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对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却产生了。GDP呈两位数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始终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人民收入不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是民生问题之中很要害的环节。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接受采访时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为65.5 %，接近2/3；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为57. 5%，下降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再辅之以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

在各地GDP增长的同时，人民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企业家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人民幸福感的减少，看似是一个现象，其实恰恰说明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一些问题。

7．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此种检验，首当其冲的就是“不能仅仅看GDP数据的增长”，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马首是瞻。“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没有任何意义。”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43.6 %的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居无定所；占中国70%人口的农民，其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农业发展的制约条件越来越多；各个地方出现的GDP增长，能否经得起这些群体的检验？”而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开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浅的，甩了深的，“断子孙饭碗”，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只是为了这一代人，甚至只是为了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为了某些官员的政绩增长而影响了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上存在的“唯GDP主义”，是导致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不太重视环境保护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政绩观，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很多年来，衡量干部的工作一直靠数据说话，有时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数字增长，也被当做了任用提拔干部的依据。

8．“十二五”规划中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有专家称“这意味着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但反对唯GDP绝不是片面强调“去GDP”化，而是需要我们更加关注GDP的质量和价值。要实现“民富国强”，发展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这种发展不是简单的“增长”、“速度”，而是可持续发展。

民生与GDP并不截然对立，高度重视民生并不是要全面抛弃GDP。GDP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体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民生便无法更好地改善。今后我们仍然要将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判断依据，科学决策，准确发力。

GDP追求的畸重，源于民生建设的畸轻，源于没有真正弄清楚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以往我们只是将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来规划、安排、部署，而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文件报告的指导思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将民生建设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明确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要求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必须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9．当普通大众被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新的“三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上气来时，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创新发展，实施了一些切实改变民生，提高群众满意度和居民幸福指数的地方性创举。民生竞争，已经开始取代GDP竞赛，成为引领地方政府竞争的新标向。

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首先要改善民生，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此，要改变单纯对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GDP崇拜”，主动调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要把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投向民生，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促进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实现民富国强。要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为人民群众编织结实细密的社会保障网络，优先解决人民群众生存保障的基本权益问题，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体面尊严和有保障的生活。

必须注重人们的精神消费。要求人们的经济活动不仅要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要创造精神财富，在物质生活资料不断丰富的基础上，人不再成为物的“奴隶”，而是能够把更多的“闲暇”时间用来进行文化消费，边娱乐、边陶冶性情、边获得知识，通过各种教育和文化活动把娱乐和知识的获取结合起来。人的消费除对物的消费外，教育消费、文化消费等精神消费将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未来社会的消费，应该是人的消费过程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的合一。

必须努力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满足人们的生态环境需求。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类得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紧密相连。社会愈进步，人类对生态环境需求的质量要求也愈高。生态环境需求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进步而变化的自然需求，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需求。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科技革命，其目标是为了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与环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互补、协调发展。很显然，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与人们的快乐幸福的增加，与对生态环境的全面需求不可分离。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实现自己的价值。规范权力运行与增加经济收入一样影响着幸福感。“权力规范、公共服务”是影响人民群众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公正规范的行政行为，完善平等的公共服务，让社会公平正义得到贯彻，人民群众的幸福更加有保证。

民生、民主和民权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密不可分。因此，还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感到更加幸福。

10. 2011年3月5日召开的全国“两会”，“民生”、“幸福感”格外引人关注，是这次“两会”中听到最多的词语。幸福指数已经成为2011年全国“两会”的热词排行之首。

X代表团的委员说到，幸福指数是反映百姓生活能否达到小康水平的指标，提高百姓“幸福感”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幸福感”在哪里？就在民生的不断改善里，就在百姓的衣食住行里。“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彻底结束，就业始终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百姓在感受到国家迈向富强之时，也感受到自己生活的欣欣向荣。在新一个五年来临时，百姓更期盼着能把抽象的经济增长数据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X代表团的W委员则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最为关注。他认为，“民工荒”问题的背后是农民工有着全方位的要求，外来民工不仅仅是为了工资，更盼望着社会保障能够提高，在教育方面更加公平，期待着劳资关系更加和谐，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需求层次在提升。群策群力汇民智，民意民生最关情。春暖花开的季节里，一年的希望开始播种。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部署，勾勒出了“十二五”期间向小康社会全面迈进的康庄大道。

11．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教育、就业等。收入、生活状况，保障体系，健康与幸福指数的评估因素是高度一致的，将幸福指数的研究与我国解决民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观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相结合，正是国内学者对幸福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毫无疑问，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民生状况改善的标准，不应该只是一组简单的收入、消费增长数字，而是要看广大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是否真正得到了提高，幸福感和尊严感是否得到了普遍的增强，这才是民生建设最有力的见证。同时，也只有轻徭薄赋藏富于民，为今后的发展和建设鼓足后劲，我们的城市和社会才会更加美好和长久地繁荣稳定。

所以说，民生又是一面折射社会发展状况的镜子，需要我们的城市经营者不断地照鉴，以便验证、解决我们在规划、建设中所遇到的不足及问题。

的确，有好多民生问题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垃圾处理、孩子上学、交通堵塞、供暖不热等，也正是这些看似不难解决却又很难根治的小事，在影响着我们城市的整体形象，这些都是反映一个城市民生状况和发展水平的因素。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民众的热情期待和代表的精心准备，无疑给了“两会”一个良好的开局，城市建设和民生、民主及法制等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相信每一份提案和议案，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都是为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大多数人的利益发出的声音。

三、作答要求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1～3”，请概括出我国网民眼中的“幸福”主要包括哪些内容？（20分）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