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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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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戏剧是一种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情节的一种综合的表演艺术，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相关的问题
第1题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角色，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综合艺术。这一戏剧概念的内涵，不仅使戏剧与单纯的视觉艺术或听觉艺术的区别泾渭分明，也划清了戏剧与电影、电视的界限。由于戏剧是演员以自己的全部身体作为创造工具，在舞台上当着观众扮演角色，再现生活，因此，它具有极大的直观性、逼真性和现场感。演员的形体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他们的语言、行动面对面地直接诉诸观众的感觉和知觉，同观众互相交流、感应，引起他们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戏剧演出既是演员的艺术表现过程，又是观众的审美感受过程，戏剧的表演和欣赏是同步进行的。观众总是通过舞台上的艺术形象，不由自主地与演员同时同地经历角色活动的全过程，这是戏剧得天独厚的优长之处。在舞台上，那些思想性、艺术性高超的剧本，一旦经过演员的成功表演，就能诱导观众同演员一起身临其境，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甚至达到同仇敌忾、同病相怜、同声相应的程度。剧场上不时发出纵情欢笑、失声痛泣的现象，中外戏剧史上都不乏其例的观众误打扮演反面角色的演员的事实，正是某种欣赏心理活动的外在表露，也是戏剧艺术所取得的某种特殊的社会效果。
当然，表演者和欣赏者的思想交流和感情共鸣，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那就是双方对剧中人物、事件必须具有共同的立场、态度和大体一致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审美心理。而在戏剧效果这个问题上，表演者又无可争辩地起着主导作用。他们首先要以精美的表演构思和准确的动作效应，把角色演深演活，真挚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才可能吸引和打动欣赏者。戏曲演员提出，在舞台上“不要用刀杀人，而要用心杀人”，“演员不动情，观众便走神”，就是强调要以丰沛、强烈的感情征服人心。
反过来说，广大观众的心理、情绪反应，又是检验戏剧效果的重要标尺，戏剧演出必须把观众摆在第一位，尊重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处处考虑多少观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同演员交流感应，参与舞台形象的创造。因此，深入浅出，平易近人，通俗明白，应当是戏剧艺术被广大观众欣然赏看的先决条件。同其他艺术样式(特别是小说之类文学作品)比较，戏剧中的环境场景要集中一些，情节脉络要清晰一些，人物思想性格的倾向要鲜明一些，对白要简洁、显豁和口语化一些。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总的原则，并不排斥戏剧舞台背景和场次的变化多样，情节结构的复杂组合，人物思想性格的丰富多彩，台词的含蓄蕴藉。正相反，上述两方面的关系是矛盾统一的。这也是戏剧创作难能可贵的高明之处。
下列对于戏剧与电影、电视的界限表述最全面的一项是______。
A．演员以自己的身体为创造工具，扮演角色，再现生活；表演和欣赏同步进行
B．戏剧有极大的逼真性、直观性和现场感，演员通过语言、行动同观众相互交流
C．戏剧有极大的逼真性、直观性和现场感，戏剧的表演和欣赏是同步进行的
D．戏剧演出是演员的表演过程，也是观众的审美过程，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
第4题
“戏”字在几千年前的商周鼎文中就出现了，意思是指一种祭祀性仪式。秦汉时期，娱乐性表演又称“百戏”，包括乐舞、杂技、魔术、马戏等。后来，娱乐性的玩耍时叫“游戏”。所以“戏”原本有仪式、百戏、游戏的含义。
戏剧是人物扮演故事的表演艺术。表演是手段，故事才是核心。有了“故事”。戏剧便区别于广泛意义上的“戏”与“百戏”。故事内涵在戏剧中的存在和被强调，意味着文学性成分的增强，于是，便有了剧本。尽管戏剧是一种剧场中的表演艺术，没有剧本也可以有戏剧，但是，文学的参与使思想内涵深化了。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性的戏剧艺术。它把中国传统的诗、歌、舞、乐、技的手段在舞台上综合运用起来，表演故事，有别于西方的话剧、歌剧、舞剧。
前些年，流行“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一是苏俄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是德国的布莱希特体系，一是中国的梅兰芳体系(或称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简单地说，所谓斯坦尼体系，指的是幕景化的、模拟现实场景的、创造生活幻觉的话剧表演体系；所谓布莱希特体系，指的是将舞台视为流动空间的、无场景无场次的、使演员与观众产生意识交流(即所谓演员与角色的“间离效果”)，并带有某种哲理意味儿的戏剧体系。斯坦尼和布莱希特30年代在苏联都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不约而同地大为赞叹，都认为梅兰芳的表演可以印证他们各自的理论。后来，就有人称中国戏曲为“梅兰芳表演体系”。
实际上，斯坦尼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与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产物，三者并列，在理论上、逻辑上都不严密。如果要讲体系的话，那么中国戏曲是“神形兼备”(即写意)的戏剧表演体系。在世界戏剧史上，东西方古典戏剧(或传统戏剧)可以进行比较，但不宜将西方现代戏剧与中国传统戏剧加以类比。
中国戏曲有古老的传统，通常以公元12世纪左右的杂剧和南戏为戏曲成熟的标志，从那时起，戏曲的艺术传统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到现在已有800余年历史。目前中国戏曲有300多个剧种，剧目数以万计，戏曲工作者数十万人。如此[a]的文化积淀、如此[b]的艺术队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
填入最后一段[a]、[b]两处最恰当的说法分别是( )。
A．悠久 壮大
B．深厚 庞大
C．坚实 浩大
D．悠久 庞大
第5题
A. 直述式
B. 独白式
C. 对话式
D. 戏剧式
第8题
(1)．自2006年起，桂剧、黔剧、花灯戏等一个又一个地方剧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地方剧团演员仍坚守着舞台，在年华流逝中延续这些古老剧种的生命。
随着人们文化娱乐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地方戏能不能从流行文化的冲击中突围，避免“走进博物馆”的命运?
前不久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南方片)展演期间，记者与来自南方各省、市、自治区基层剧团的团长座谈，他们在地方戏剧创新探索中的苦和乐令人动容；围绕传统戏剧的未来，他们的忧虑和思考发人深省。
为挖掘地方戏的市场价值，不少地方剧团大力推动艺术、人才和机制方面的创新，探索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不少观众注意到，2009年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有一个不同于往届的特点：表现当代题材的剧目占了一半以上，例如讲述当代农村生活的黔剧《大学生村官》、反映汶川地震后年轻人思想和生活变化的湖北花鼓戏《生命童话》。
除了用传统戏剧表现当代题材外，民族、现代等艺术元素渗透其中成了此次展演地方戏的另一大特色。云南花灯剧团前来参演的现代花灯剧《梭罗寨》讲述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孤儿在乡亲们的关爱下靠勤劳致富，为报答养育之恩她提出乡亲们“电灯不要钱、碾米磨面不要钱、种子不要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三不要”规则依然存在。
这台戏堪称艺术形式融合的典型，不仅有传统花灯剧的元素，还加入了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及现代舞、歌剧、话剧等形态。云南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说：“如果一个戏只有老年人爱看，它岂不成了‘夕阳艺术’?我们在传统戏剧中嫁接现代手法和多种艺术元素，归根结底是为了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他坦承，目前的效果还说不上非常明显，在戏剧界还引发了争议，一些中老年观众甚至发出“这还是花灯戏吗”的疑问，但年轻观众的反馈令人鼓舞，他们表示乐意接受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戏剧。
同样由该剧团演出的《云岭华灯》则在保留花灯歌舞形态基础上淡化了情节性，突破传统花灯剧的结构，采取具有现代感的跳跃式结构。孙晋昆说：“过去观众喜欢看有头有尾的线性故事，现在喜欢看跳跃式的、纯审美式的表演。”这个剧目已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四年来已演出近六百场，曾远赴瑞士、美国演出，近期还有望赴香港演出。
(2)．在从事艺术创新的同时，曾经深受人才断层与人才流失困扰的地方剧团也在积极探索人才创新。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院长吴培义欣喜地说：“在我们这里，‘90后’演员已经亮相舞台担纲主力。”
“剧院在十几年前就在考虑培养接班人了，但是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缺生源，社会发展道路多了，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来学戏。”他说，“学钢琴、长笛、小提琴，见效快，有名有利。而戏曲一方面对形象、身段、嗓音、综合表现力等要求极高，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正在逐年降低。”
1995年，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第一次招生，发通知，做宣传，在电视广播上大造声势，结果只有不到10人报名，接下来连续三年都招不到人。吴培义说：“我们反复研究，想到一条特别的路子，即与综合大学联合培养，而不走传统的艺校路子。学生毕业后拿的是普通高校文凭，而不是艺校文凭。”
首批定向招生的40多名学生2001年进校，中途有20人因吃不了苦或违纪被淘汰，20多人品学兼优，2005年毕业后进入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现已成为重点剧目《生命童话》的主力演员。他们在校时不仅接受戏曲基本功训练，还学习舞蹈、音乐、文化、英语、自然与人文科学等课程，素质相对全面，受到各界高度评价。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充分肯定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的人才培养方式，认为其探索为解决戏剧人才断层和单一培养模式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
(3)．地方剧团还纷纷创新机制，开拓市场。一位剧团负责人说：“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地方戏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真空’。我们以前老是怕市场，对市场没有信心，因此光找各种客观原因，而不从自身找原因，这要不得。要走出去、走得稳，就必须转变运作机制，借鉴其他行业、领域的成功做法。”
云南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说：“五年前，我们专门成立了‘市场策划营销经营部’，它的任务是完成150场演出指标，完成之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这个部门的一部分人员是团里的演职人员，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广告公司、演艺集团，以聘用的方式发挥他们的作用，效果很好。”
(4)．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已经约有一半的地方戏剧消亡。在全国，几乎每年都有剧团解散，而这些团的解散往往意味着剧种的衰落，如杭州的杭剧、湖州的湖剧等，都已经消亡。贵州黔剧团被喻为“天下第一团”，就是因为它目前已成为孕育黔剧的唯一母体。剧团党组书记董燕丽说：“来杭州演出前，团里已退休的老同志都不遗余力、不计报酬地帮助创作、排演新戏《大学生村官》，就是出于对黔剧的感情，这些老演员说，如果不这样卖力干；黔剧的发展很快就会停步，甚至会消亡。”
近年来，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抢救下，一些剧种正在逐步恢复，例如甬剧、瓯剧、姚剧、绍剧、调腔等。
接受采访的地方剧团负责人对政府近几年来的支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对地方剧团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前些年，在政府引导和帮助下，地方戏剧界不遗余力地改革与创新，既包括艺术本体的改革，也包括剧团人事、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海南省琼剧院院长陈军说：“社会文化其他领域推进的制度变革，在地方戏剧界同样风生水起，比如耳熟能详的干部‘海选’、考核上岗、多劳多得、拉开收入档次等等。”
据他们讲述，不少地方剧团的经营出现了明显好转的迹象，演出场次多了，有的剧团一年演出300场，相当于“每天都有戏”；过去团里日子紧的时候甚至发不出演职人员的工资，现在不仅“发得出”，有时也能“发得多”了；演职人员的积极性高了，为戏剧进一步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贵州省黔剧团团长朱宏、云南省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告诉记者，每次到基层演出，场场爆满，“房顶上、树上都有人”，作为地方戏曲界人士，他们从这个现象中获得了莫大的信心与激励。
几位剧团团长谈到，走市场是戏剧发展必由之路，地方戏曲界对此已形成共识，并且越来越有紧迫感。此前境况不太乐观的地方剧团．已经被“扶上了马”，如果“再送一程”，就好比打上一针“强心剂”，在市场中的生存发展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
地方剧团特别渴望政府在制度创新层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制度创新比拨款、送演出票更有用”。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得以实施并见效，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支持引导。院长吴培义介绍，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与剧院签订协议，武汉市有关部门也对剧院人才培养给予全程指导，给定向培养的青年演员吃了颗“定心丸”，增强了地方剧团对人才的吸引力。
令人欣喜的是，广西、海南、云南等不少地方还创造性地在旅游、侨务工作和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中发挥地方戏的作用。海南省琼剧院院长陈军说，海南打造“旅游大省”，我们戏剧界建议将琼剧列入发展旅游的规划，既有利于地方文化发扬光大，又能增添海南旅游的文化魅力，这项建议已经被采纳。
在广西桂剧团，还建立了“国家级广西桂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并有专门的“传承经费”用于保护、传承地方剧种。团长龙倩介绍说，一个是静态基地，主要是文字、历史图片、戏服等物品，2008年文化部“非遗”保护专家来调研时，惊讶于我们保存了200多个剧本；另一个是动态基地，主要包括演出剧目、保留下来的折子戏以及影楼阁。
接受采访的基层剧团团长还谈到，文化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对有些濒危剧种，是否可考虑采取日本对能剧那样的保护性措施?他们还呼吁，对市场化的理解应更全面一些，不将市场化简单等同于票房收入，在地方戏走市场的过程中力求避免“泛市场化”、“泛娱乐化”倾向，同时夯实地方戏剧的群众基础，充分挖掘市场价值，促进地方剧团尽快走出政府“襁褓”、走进市场“摇篮”。
(5)．2009年6月13日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各地日前已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宣传纪念活动，从表彰授牌、文化论坛到遗产展演，各具特色、精彩纷呈。但在共迎遗产日的同时，一个问题又再次拷问着我们，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延续中华文脉?
高尔基说：“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
展现中国文化魅力的不仅有延续千年的文物遗产，还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皮影戏、二人转、泥人张、杨柳青年画……正是这些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存在，中华文明才能代代相传，连绵不绝。
但现实是，人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物品的发掘与保护中，却忽视了对这些“活人”的关。怀。于是，资金短缺、后继无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困境：
“辽南皮影”传人张永夫病倒在床后，曾被迫先后两次出让大批皮影，去世后还留下两万多的债务，收藏多年的3000多件珍稀清代“影人”一度面临散失危险；“东北二人转”5个国家级传承人之一的李秀媛作古后，观众耳熟能详的60多部二人转剧目也随之入土，只留下视频3部……
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的市场价值，把传统的“文化瑰宝”推向市场，或许是解决艺人尴尬处境的一个突破口。辽宁凌源皮影有千余年的历史，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地保护皮影艺术，解决艺人的生存困境，该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凌源皮影保护与产业开发规划》、《凌源培养皮影戏曲艺术传承人奖励办法》等文件，有力推动了凌源皮影的传承，呆护和产业开发，涌现出了城乡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张佐飞皮影艺术工作室等皮影文化企业14家，演出班社13家，皮影从业人员2000多人，皮影产业年销售额达500余万元……在最大限度保持该文化遗产本来面目的同时，适当融入时代因素，使这些古老的传统艺术在创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的发展。
(6)．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拍录看作是保护，事实上，这只是“博物馆式”的保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如所言，“如果政府越俎代庖，反客为主，取代了传承人，不但会影响到传承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民间性与真实性，使民俗变成‘官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是“活鱼”，保护方式主要是“养生”，而不是只保护“鱼干”。活鱼要在水中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条“活鱼”来说，民众就是“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不能唱“独角戏”，而是要发挥民众的主体作用，在活态传承中保护，“只有人民热爱自己的文化遗产，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保护”。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应以法律、教育的方式尊重各族人民的文化，让各族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建立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文化遗产展览，开设剪纸、捏泥人及民间传说、民间舞蹈等文化遗产课程，机关、企业及社区可以利用展板，介绍文化遗产知识等等，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众之水中畅快游弋，健康传承。
(7)．申遗保护文化遗产，开发挖掘文化内涵，适当开发创新可以让民众更好地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但如果突破一个限度，过度商业化，则将使文化遗产保护不堪重负乃至变味，而这种情况正在悄然上演：
一些地方把文化遗产当“提款机”，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六省在争，一部《三字经》引起广东顺德和浙江宁波两地“争斗”，十几个城市同抢“梁祝故里”的传说；“原生态”在一些地方正被滥用，很多旅游表演为了迎合游客口味，不惜“大胆创新”，把原生态歌舞的表演方式和内容全变了，甚至加入了许多不健康内容……
不可避免，为了更好地开展保护工作，文化遗产开发中需要加入一定的商业元素，但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保护文化遗产还是传承民间艺术，其初衷都是为了让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不同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特殊的生存、生长环境，如果被硬生生圈养在狭小的舞台里，仅供人们消遣娱乐，就将失去它的原生态性，而这将不是保护，而是割裂了文化的血脉。
(8)．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内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DNA。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化遗产就是中国文化的烙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而由于它与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渊源，导致中韩两国学术界和民间舆论一度出现激烈争议——事实上，尽管韩国端午祭是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和中国的端午节在仪式和内容上已经很不一样了：在韩国成功申报的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宫廷宗庙祭礼乐”中，较完整地保留了来自儒家的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精神和风范，而在中国，这样的皇家祭祖仪典却早已中断。
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促使中国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更提醒民众，文化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特色产品。
申遗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在于谁先谁后，最重要的是，应该通过申遗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让世界人民都来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别”，无论是中国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其他国家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遗产，不仅属于中国或某国，而且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加强与国际的文化交流，才能让世界共享中国千年文明的非凡魅力。
(9)．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2008年两会期间在和新华社记者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时说，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文化保护体系。现在有“文化遗产日”活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取建立博物馆的保护方式。同时，冯骥才委员建议，应在法律保护上进一步健全。
冯骥才说：“我国文物保护法是保护物质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虽然目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很大提升，但是还缺一个保护，就是法律保护。”
冯骥才委员认为，如果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流失出去。比如少数民族服装，前些年就有很多西方人到贵州大量搜集以前流传下来的少数民族头盔和绣花衣服，法律上却没有限制出口的规定。齐鲁的古典家具非常有特点，而现在齐鲁大地已基本看不到这些家具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10)．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开发的激进与遗产保护热的升温，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冲突性越来越明显，由旅游带来的“商业化”给文化遗产造成的损毁引起了世人较普遍的愤激，关于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关系的讨论和争议也越来越受关注。现实中，旅游一度以“文化遗产”的对立面显现。由此，出现两种声音：一是主张“双赢”“兼得”，倡导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发展；二是旅游对遗产造成的破坏，令人怵目惊心，站在遗产保护角度，认为“旅游是文化的第一杀手”。第一种声音是为旅游开发摆脱困境寻求出路；第二种声音表达了对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和毁灭的担忧，折射出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定位上还存在着对立。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对立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实际上，打破旅游与遗产“对立论”，确立“同一性”，是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基石。
我们现在所说的旅游，即大众观光旅游，不是前工业社会的产物，而是现代的“生成”。在西方，旅游经历了资本主义扩张年代中的商业与休闲活动时期，成为“旅游工业”。以追逐利润为指向的“旅游工业”，破坏传统，破坏遗产在所不惜。然而，20世纪70年代，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大潮在全球兴起，人们开始理解，旅游的真正意义在文化而不在经济。以前，对“旅游”的定位出现过偏差。中国的旅游业是现代化过程中伴生的“新生物”。在汹涌澎湃的大潮中，一方面成了“造钱机器”，另一方面，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性也自然显现。
尽管旅游和遗产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二者都指向“现代化”。遗产既是传统的传承，又是现代的“生成”，它具有身份的双重性：一是再现传统文化的存留；二是作为现代的文化资源，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原材料，能够发展、利用、创新。而遗产旅游也具有双重身份性：一是文化性；二是产业性。遗产旅游植根于“文化”，产业开发必须保护文化之根。旅游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维系生存的基本资源——文化遗产。
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解决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必须正确彻底地完整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商业性开发交织的环境中，流行所谓“原生态”的时髦话语。“原生态”的提法，在遗产自身的形态，可以理解为“土生土长、原汁原味”、自然生长、不被强加的文化意义。尽管“原生态”风靡传媒，但这一提法的准确严密性还是受到诸多质疑。不少研究者认为，“原生态”对应着的遗产保护中的原真性，忽略了文化的动态本质。在现实中，纯粹的“原真性”是不存在的，文化是不断变化的，文化遗产传承的正是传统文化在现代仍有价值的部分。
我们要正视一种现象：打着文化遗产“原生态”旗号，行商业性活动之实。有的民族地区，由政府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旅游文化节”，名之为“原生态民族文化节”，广为宣传。旅游文化节是正当的，但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过度不当的包装进行展演，并且宣传为“原生态”，则是误导；把固定时间举行的民间节日，变为演出商业活动节目，这样的“原生态”必然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前景广阔，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旅游开发需要“文化自觉”，文化遗产保护更需要“文化自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
(11)．存在于文件里、展柜中、舞台上的“非遗”是死的，可以保存却难以传承。过度依赖政府、专家的干预，还可能会影响到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民间性与真实性。传统文化只有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肌理中，鲜活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里，才能真正得到“活态、整体”的保护。
端午节刚刚过去。端午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把它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自然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可热热闹闹的假期过了，我们却不免有些怅然：除了吃喝旅游，我们自觉地传承下来、身体力行的传统习俗实在少得可怜。
传统的端午节习俗，各地大同小异，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有女儿回娘家、佩香囊等等。端午节还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打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在今日新型流感来袭之际，这样的传统显得尤为可贵。遗憾的是，这些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性的优良传统早已渐渐淡出了不少人的现代生活。如今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年轻人，恐怕只知道粽子与龙舟了。且那粽子已不是自己亲手包的，打开从商店买来的真空包装袋，不再有童年记忆中扑鼻的清香；而生龙活虎的赛龙舟更是听说的多、见过的少，亲身参与过的恐怕就更少了。
穿汉服、讲国学、祭祖先……近些年关注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高涨，相应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传统节日本身就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有些传统节日更是“非遗”申请的候选对象。遗憾的是，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只是在丰富的传统节日文化中捡回了一些关于饮食习俗的皮毛。
有人说，我们“申遗”就是为了保存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话不错，但是不够。殊不知，把民间文化移出其孕育发展的环境，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来保护，其实更是一种伤害。
还有人说，很多地方不是组织了各种文化活动吗?的确，端午节期间，有的地方搞龙舟比赛，有的地方搞文艺演出，但比赛也好，演出也罢，虽然热闹但生活气息不足，人们更多的是作为看客而非参与者、实践者。
传统文化，归根结底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要让一代又一代的人自觉接受民族文化的精髓，光靠政府发津贴、专家搞研究，或是恢复一些大张旗鼓、热闹华丽的仪式，未必能收获很好的效果。存在于文件里、展柜中、舞台上的“非遗”是死的，可以保存却难以传承。过度依赖政府、专家的干预，还可能会影响到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民间性与真实性。政府可以创造氛围，制定有利于扶植传统文化发展的政策；专家学者在传统文化研究、倡导中的工作不可或缺，他们在“非遗”的选定、申报、保护过程中的作用更不可替代；但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真正的主力，应该是也必须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保存“非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活在民间，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激发公众的文化主人翁意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走出“政府喊、专家干、百姓看”的局面，实乃当务之急。
日前，有文化部官员表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从静态、单项保护，进入到了活态、整体保护的新阶段。事实上，传统文化只有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里，才能真正得到“活态、整体”的保护。其实做起来并不一定很难——春节，亲手写一副春联或是剪几张窗花；元宵节，让孩子们提着灯笼追逐；端午节，一家人在一起学着动手包包粽子；重阳节，陪老人登高望远……只有公众自觉自愿地身体力行、用心体会，中华几千年灿烂的文化传统，才能以生动鲜活的形态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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